新冠病毒：后人类的病毒
文/N.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
译/Nowhereman
作者简介：杜克大学文学荣休教授、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杰出的英语研究教授，教授和写作关于20世纪和21世纪文学、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她已出版了十本著作和一百多篇经同行评审的文章，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成员。她最近的著作题为《非思：认知性无意识的力量》（Unthought：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2017）。她是《批判性探究》（Critical Inquiry）杂志的常客。
新型冠状病毒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后人类。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因为它对人类的意图、欲望和动机视而不见。在美国，这导致了一种奇观：尽管病毒对人的生命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损失，但政客们也只看到了尸体堆积在停尸房的景象。正如许多人观察到的那样，这种病毒并不区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自由派和保守派、基督徒和犹太人、福音派和穆斯林。在美国这样一个党派分明的国家，这为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聪明的州长们，例如加州的加文-纽索姆（Gavin Newsom），正意识到将政策置于政治之前的优势，而不是去批评唐纳德·特朗普，即使特朗普应该被批评。美国国会以惊人的速度走到了一起，通过了刺激性法案，甚至特朗普也不得从其早期所说的病毒是“民主党的骗局”的说法转向更多基于事实的做法（虽然还是会有一些宣传）。第二种意义技术性较强，虽然不难把握。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和病毒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通过朝更大的认知复杂性、语言的发展以及大脑和身体的相关变化进化，通过进化出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在人类的近代史上，通过先进的技术设备（包括人工智能）来增强自己的能力，从而在其进化的范围内取得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病毒则向着越来越简单的方向发展。病毒通过劫持细胞机制进行复制，并利用它进行增殖，这使得它们的基因组比细胞本身小得多，这也是有利于快速复制的特点。
“受伤者”的形象存在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医学手稿中。其目的不在于威胁或激发恐惧，而是为了表现所有疾病的物理性的潜在治疗方法。
那么，从广义上讲，这两种策略似乎完全对立。然而，最近的研究正描绘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正如阿努·达希亚（Annu Dahiya）所认为的那样，病毒不能在没有细胞的情况下进行复制（因为它们利用细胞机制来复制自己）的想法现在受到了质疑【Annu Dahiya, “The Conditions of Emergence: Toward a Feminist Philosophy of the Origins of Life” (PhD. diss., Duke University, in-progress)】。她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初索勒·斯皮格曼（Sol Spiegelman）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实验室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以优雅的简单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证明病毒RNA确实可以自我复制后（尽管是在体外而不是体内），斯皮格曼将病毒Qß噬菌体RNA、RNA复制酶和盐类混合在一个试管中。在病毒复制后，他再将溶液稀释多次，丢弃大部分的试验培养基，加入更多的富含RNA复制酶和营养物质的培养基。这相当于创造了一个环境，用一个人类的比喻来说就是：在这个环境中，90%的人死了，剩下的人就会在之前拥挤的地形上散开，然后90%的人死了，以此类推。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选择性压力，它有利于那些能够最快复制的实体。正如达希亚所总结的那样，“最成功的病毒复制RNA通过每一次的序列转移，连续地缩短了它们的序列。这导致它们失去了几乎所有与RNA复制酶结合无关的遗传信息。最初的Qß噬菌体有3600个核苷酸，而实验结束时的RNA噬菌体只拥有218个核苷酸”【Ibid. p. 166.】。托马斯·雷（Thomas Ray）在他的Tierra实验中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该实验的目的是在计算机的模拟环境中创造类似的竞争性条件。在这个环境中，人工物种争夺用以复制的CPU时间。雷发现，在24小时内，整个复杂的生态环境已经形成，其中包括一些物种（像病毒一样），它们失去了基因组中为复制而编码的部分，但又使用其他物种的编码来完成任务。缩短的基因组使它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复制，使它们比编码较长的物种具有选择性优势。此外，这些物种随后又被其他物种寄生，后者失去了更多的编码，并利用类似病毒的复制体的编码来进行复制（这反过来又依赖于它们所寄生的物种的较长的编码），这种策略被雷称为超-寄生（hyper-parasitism）。这些结果鼓励我们把目前的情况理解为不同进化策略之间的角力。在人类方面是先进认知的优势，包括呼吸机、个人防护服，当然还有寻找疫苗的竞赛。在新型冠状病毒方面，其优势在于基因组非常短，能够快速复制，并且通过空气中的扩散能力，和在各种表面上存活数小时的能力，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出现症状之前可能是最容易传染的，这使得新型冠状病毒被贴上了隐身病毒的标签。（也许这种隐身策略的进化就是为了确保在个体生病到无法活动之前，最大限度地在人群中传播。）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功地从蝙蝠飞跃到了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哺乳动物人类身上。迄今为止，对比这两种策略，比分是惊人的一边倒：冠状病毒，14万分，并且还在计算中；人类，0分。
死神之箭或瘟疫之箭，中世纪以降的死亡的胜利、Ars Moriendi、memento mori等形式中广泛出现这种持箭死神的形象，一般认为这表示的是瘟疫，瘟疫与箭产生关联可以回溯到希腊时期，阿波罗兼具光明与黑暗，瘟疫与治愈等双重属性，他拥有一个称号叫做Smintheus，这个词可能源自克里特岛或者弗里吉亚，意为老鼠，阿波罗也是鼠神，由此关联到他司职瘟疫，荷马史诗中记载阿伽门农侮辱了阿波罗的祭司克律塞，拒绝接受赎礼以释放克律塞的女儿。所以远射神会继续降下瘟疫，不会驱除达那奥斯人的苦难，直到我们把那位双目明亮的姑娘交还给她父亲，不收钱，不收礼，还要向克律塞献上一份百牲祭礼，才能平息天神的盛怒，求得他的宽恕。在这里，阿波罗就是用弓箭传播瘟疫、灾厄与死亡。同时，死神持箭还有另一层含义，往往被记为拉丁谚语Memor esto quoniam mors non tardat，希望人们记住，死亡就像射出的箭一样快。
在这种病毒给人类带来的所有痛苦、苦难和悲伤中，我们是否可以从全球的混乱和破坏中汲取到一丁点教训，是否能获得一丝一毫的闪光点呢？除了对政治话语施加基于现实的限制之外，这种病毒就像一发2X4的子弹击中了脑袋一样，它以可怕的力量提醒我们，虽然人类在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占主导地位，但许多其他的生态环境可能与我们的生态环境重叠，而且它们的运作规则完全不同。它以喷气式发动机的音量惊呼：我们不仅彼此之间相互依存，而且与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也是相互依存的。最后，它令人震惊地表明，我们是多么匆忙上阵：我们当然没有准备好应对病毒的影响，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准备好迎接哲学上的挑战，即重新认识我们的情况，以公正地看待人类独特的能力以及这些能力的局限性，及其所依赖的相互依存关系。关于生命在地球上诞生的新版本的起源故事说明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最近发现的古代巨型病毒，其基因组几乎与细菌一样大，这表明它们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巨型病毒含有编组出翻译机制的基因，而以前认为只有细胞生物才有这种基因。此外，它们还包括多个基因，这些基因能够编组出催化特定氨基酸的酶，这是细胞执行的另一项任务。通过对这些复杂性的调查，最近的研究正在积累证据，证明类似病毒的元素可能催化了生命的一些关键阶段，包括DNA的进化、第一批细胞的形成，以及进化为弓形体、细菌和真核细胞三个领域的分化。现代病毒可能是通过类似于上述的剥离过程，从远古巨人那里进化而来的，它通过剥离过程，将其基因组中的部分剥离掉，以利于快速复制。除了病毒参与到生命的起源中，另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是在人类干细胞内发现了古老的病毒DNA。干细胞对人类的繁殖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多功能细胞，具有随着胎儿的成长而转化为体内各种不同类型的细胞的能力。最近的研究发现，有一类内源性逆转录病毒（endogenous retroviruses），即H. HERV-H，其DNA在人类胚胎干细胞中具有活性，但在其他类型的人类细胞中却没有。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通过添加少量RNA抑制这种活性，处理后的细胞就不再像干细胞那样行动，而是开始像成纤维细胞（fibroblasts）——即动物结缔组织中常见的细胞——那样行动。如果没有干细胞提供的多功能性，人类的繁殖就无法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当代人类构成致命威胁的病毒传染也是人类繁殖的关键。
野猪巴龙只在印尼印度教的札格纳特乘车节和十胜节上登场，当野猪巴龙到来之后，村民或者居民会觉得他们受到了来自神灵的庇护，而野猪巴龙的游行仪式也被叫做ngelawang仪式，ngelawang一词源自lawang这个词，在巴厘语中意为门，是指从一所房子到另一所房子，或者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表演形式，主要是为了驱除邪祟，保护人们不受瘟疫或疾病的困扰。
这些复杂性表明，简单的 “我们VS他们”、“人类VS病毒”这一简单的二元对立，远远不能成为理解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所处的更大的生态环境的适当表述。如果说新型冠状病毒是后人类的，那么其他病毒，如干细胞中的病毒，它们/我们的核心就是人类的。我们需要对概念和词汇进行彻底的重新概念化，用它们来描述和分析这些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方式。这场大流行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我们可以以何种方式相互认同，以及认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首先，我想提出三个术语供大家考虑【我正在一本马上出版的书里更深刻地发展这些术语】。第一个是“作为共同物种的人类”（humans as species-in-common），这个概念强调了所有人类之间的共同点，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民族、种族、地缘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差异，但所有人类都有共同点。在整个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闪光点，包括在目前的大流行病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跨越所有国界和地缘政治差异的情况，对人类的打击无处不在。第二个术语是“生命共生的物种”（species-in-biosymbiosis），这是一个承认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渗透的概念，例如在人类的生物群落中。第三个术语是“网络共生的物种”（species-in-cybersymbiosis），它强调的是人造行动者（artificial agents），特别是人工智能，积极地与人类合作，以塑造我们共同的世界的方式。我提供的这些简单的草图是关于一个更合适的框架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第一次尝试。尽管这场大流行病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但它邀请我们去思考新的想法，尝试新的想法，并提出可以为我们以及与我们共享地球的超人类生物带来更美好未来的方案。
2020年4月17日
译于2020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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